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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億數字教育市場,教育出版如何破局?

            一本課本、一本備課本、一本教師用書,10多年前,這是國內的K12課堂,老師上課的必備3樣。

            在第4屆中小學數字化教學研討會的語文示范課上,老師只需要一面屏幕和一支話筒,就可引導學生通過影視作品分析課文中的場景描寫,并當場進行鏡頭設計;從《鄉土中國》的延伸閱讀到對當下城鄉的變遷和社會發展的思考……在課堂上,90%以上的時間均是學生在發問、思考或回答,這樣的場景,似乎真正實現了素質教育的目的——調動學生積極性,老師則退居“二線”,成為組織者、引領者、啟發者。

            在第4屆中小學數字化教學研討會的語文示范課上,老師只需要一面屏幕和一支話筒,充分調動學生積極性

            但在現場,許多教師為技術支持、資源使用等問題所困擾,還并未實現如此理想的數字化教學課堂,即便是在此次會議地,通過“廣東省義務教育階段國家課程數字教材及應用服務”項目奏響全國數字教育規?;七M號角的廣東,數字化教育探索之路也并不一帆風順。

            此次會議的主要發起者人民教育出版社(簡稱“人教社”)及人教數字公司早在2002年就推出了第一代數字教材。目前,第三代人教數字教材已經在全國范圍內投入使用,人教社還于2019年正式發布數字教材垂直服務平臺,可兼容其他版本教材的數字化開發。

            可以說,從新世紀開始,各家教育出版社從未停止對數字化出版的摸索。但由于地方信息化水平的參差不齊、地方政策壁壘等,要想將數字教材或教育信息化平臺真正落實到應用層面,即便如人教社這樣的國家隊,也面臨著諸多阻力。

            在重磅教改政策不斷出臺、教育信息化建設愈加緊迫,5G技術支持即將來臨,而互聯網巨頭和在線教育公司進入新一輪洗牌之爭的背景下,教育出版如何迎難而上?在上千億的數字教育市場分一杯羹?或許已成為全行業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教育數字化形勢巨變

            在移動互聯的作用下,無論是生活方式還是商業模式都出現了前所未有之變局,以BAT為首的互聯網公司不斷刷新著全球商業發展。但相較于其他行業的快速變革而言,教育的特殊性讓數字化教育并未完全“改頭換面”。過去20年來,盡管市場催生了好未來、新東方這樣的教育培訓巨頭,但整個在線教育尤其是K12領域的在線教育普及率并不高,且存在著產品多而雜、優質教育產品匱乏的問題。

            據《2018-2019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數字出版產業收入規模已達8330.78億元,但與傳統出版相關的互聯網期刊、電子圖書、數字報紙等總收入為85.68億元,僅占比1.03%;而在這8000多億市場中,在線教育總收入為1330億元,比2015年足足增長了7倍多。對于教育出版而言,市場增長空間巨大。結合傳統出版的轉型升級和融合發展需求,數字教材的開發和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教育出版社的破局關鍵點。對此,人教社副社長、人教數字公司董事長王志剛表示,數字教材具有教育、技術、出版3個基本屬性,在教育信息化進程中發揮著“基礎資源、基礎應用、基礎連接、基礎服務”的作用。

            

            人教社副社長、人教數字公司董事長王志剛

            就這“3大”屬性而言,數字教材的發展機遇空前:無論是2018年4月教育部發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這樣對國家教育信息化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政策指導,還是去年針對基礎教育領域的通知,如《中小學生減負措施》《關于健全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機制的通知》《關于嚴禁有害App進入中小學校園的通知》,不僅從政策方針上對教育信息化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其中明確提出可以合理使用電子產品,也給了教育機構更多的發展空間和機會。

            那么,就一線基礎教育研究領域而言,當前的教育信息化發展現狀究竟如何?廣東工業大學黨委副書記、廣東省基礎教育與信息化研究院院長胡欽太全面總結了教育信息化2.0時代的“六大”變化,其中,除政策變化和技術變化之外,環境、資源、教學對象、人才需求等從不同截面展示了當前教育信息化產業的發展背景。

            環境的變化正在重構教學空間,中小學授課方式已經從原來的黑板、投影等固定會議式空間,發展到以“智能桌椅+多屏幕互動”的智能化空間,理想教學空間要具備數據化、智能化、一體化、個性化等特點;資源的變化,資源誕生方式從原來教師個人單打獨斗設計微課,到現在整個慕課合作團隊設計開發在線課程,實現了優質教學資源的共建、共享;教學對象的變化,教師面對的教學對象基本都是數字原住民,他們依賴技術獲取信息,也就需要教學方式進行深刻變革;人才需求的變化,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從工業時代強調“知識優于能力”,發展為更強調個體創新協作等能力,更需要對思想啟蒙、科學發現有幫助,對技術進步有改良,引領社會經濟發展的人才。

            教育出版的破局關鍵

            相對于互聯網教育公司將日活、月活、轉化率等指標作為檢驗市場的標準,肩負政治使命的傳統出版機構所打造的數字教材,更看重的是社會效益。即便如此,如何讓教師投入使用、真正解決教師數字教學的痛點,數字教材產品開發面臨的難點并不少。從開發數字產品到提供解決方案,有效地將數字出版與教材事業相結合,理念轉變、資源、技術,教育數字化出版之于“百年”教育變革,就像一場馬拉松。

            雖然教育出版的數字化轉型步伐不算快,但各教育出版社立足各地優質資源,打造了一批數字教育產品。其中,廣東省出版集團數字出版有限公司在2018年9月上線粵教云數字教材應用平臺之前,已通過南方云教育和南方閱讀探索數字化轉型近10年;湖南教育出版社集教學資源、教研備課、在線測評、綜合素質評價以及名師直播等服務為一體的“貝殼網”,目前注冊用戶已突破350萬人;大象出版社的ADP5數字出版與教育服務平臺、大象數字出版教育融合服務平臺V2.6、大象考試和教學服務系統V2.0項目系統等構成了立體化數字產品矩陣;山東教育出版社醞釀多年的中小學師生個性化學習工具“在線分層自適應學習系統”也呼之欲出……

            作為國家隊的人教社,除了打造數字化教材及眾多數字化產品,還致力于建設數字教材垂直服務平臺,平臺依據相關的數字出版標準,面向各教材出版單位提供數字教材“加工-發布-閱讀-管理-授權-數據接口”等一體化服務,聯合各教材出版單位構建以“內容、政策、市場、服務、科研”為內涵的數字教材生態共同體。在這個平臺之下,其實是人教社完備的數字教材研發團隊、多年來分發渠道以及優質內容資源儲備的沉淀。目前,人教版教材在全國占據著70%左右的市場,在數字化教材的應用和推廣中毫無疑問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與前兩代數字教材不同,2018投入市場的第三代人教數字教材已經具備用戶閱讀和使用數據采集功能,基本具備了內容上科學、技術上優越、教學中適用等特點。

            服務于數字化教學、個性化學習,符合教學管理,是數字教學的研發運用過程的重點,也是難點。在人教數字公司副總裁陳志輝看來,全行業數字教材出版面臨的挑戰不僅在于應用層面,更多的還是在研究和開發層面。為此,人教社專門成立人教數字公司、人教數字教育研究院,團結全國一線教育名師、教研員、教育專家的力量,攻堅內容研發難關。目前,每個學科數字教材研發團隊在20人左右,由骨干教師、人教社學科編輯、大學教授、教研員等組成開發團隊,社內社外研發人員反復討論調整確立開發方案后,再由制作團隊開發合成整套產品。 

            

            人教數字教材培訓專家聘任儀式舉行,人教社將紙質教材培訓方面的經驗移植到數字教材上,通過專家帶動、區域帶動,逐漸構建人教數字教材的品牌影響力

            作為人教版地理數字教材的研發人員之一,北京市海淀區教師進修學校地理教研員吉小梅從2002年第8次課改時,就開始探索新課程改革方案。人教版紙質地理教材具備了學科教材的經典性和科學性,如何才能在滿足基礎性教學需求之外、滿足更多的個性化教學需求?比如對于偏遠地區的非學科專業老師,如何認識和使用教材?在此,數字教材的優勢便顯現出來,從文字性材料補充到視頻資源的嵌入再到音視頻等豐富資源的滿足,地理數字教材的開發日趨成熟。在她看來,由人教社牽頭數字教材的開發,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其科學規范的教學開放流程保證了數字教材的科學性。

            “內容+服務”的教育出版可期

            當然,數字化教材開發需要一個探索過程,但最終的成效還需要一線教師來檢驗。

            目前,人教數字教材在天津、河南、廣東、上海等地陸續實現了落地應用。在天津市中小學教育教學研究室歷史教研員戴羽明看來,在“三科統編”教材已實現全覆蓋的背景下,人教數字教材的推出首先具有必要性,更重要的是具有可靠性,保證了政治正確。尤其是對于歷史等學科而言,目前網絡上流傳的教學課件錯愕難控,比如對孔子的評價、“秦帝國”概念的錯誤使用等。他認為,數字教材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教學方式,改變了過去“老師講、學生聽”的刻板課堂形態,隨著數字資源的使用、互動課件的設計,不僅能提高學生學習效率和興趣,還能解放教師的備課壓力,有更多時間去學習和提高自己,進而更好地反哺教學。來自一線的意見反饋和使用需求,又能促進數字教材產品的研發。

            同樣,廣東省中山市五桂山學校正高級教師李宇韜深刻感知到這樣一個基礎教學資源平臺對于日常教學的改善。從小學數學的理論研究到走向一線將數字教育的想法落地,她對于數字化教學的探索已有20年之久。幾年前,李宇韜曾面向廣東中山2000多位老師做過一份關于“阻礙老師進行信息化教學方式變革”的問卷調查,大部分老師認為“信息化資源匱乏”是阻礙教學方式變革的最重要因素。也正因如此,當人教數字教材這樣切合教學實際的資源出現時,切實解決了當地老師日常教學的一個大難題。李宇韜認為,教師在使用這套數字教材時,可以根據自己的教學風格、課時內容安排進行二次加工,“既有一定的資源保證,又有自己的自由度”。

            隨著ABCD(即人工智能、區塊鏈、云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以及更多教育、出版從業者參與到教育信息化事業中來,“教育出版要想保持像以往在服務傳統教育中的主體地位,必須積極順應信息時代教育教學變革的需求,充分發揮優質內容建設優勢,以數字教材內容核心和市場競爭力,從過去簡單地提供圖書和內容資源,積極向提供‘內容+服務’的角色轉型?!蓖踔緞偙硎?。

            

            人教數字教育研究院與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實驗室聯合成立“教育人工智能實驗室”,雙方將針對智能化數字教材、智能教學平臺及智能學習終端,人工智能與教育教學模式創新,人工智能與教育評價及教育治理人工智能與教育均衡、教育公平等重點課題方向深入研究

            此次會議上,一是舉辦了人教數字教材培訓專家聘任儀式,二是人教數字教育研究院與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實驗室聯合成立“教育人工智能實驗室”。針對前者,人教社將紙質教材培訓方面的經驗移植到數字教材上,通過專家帶動、區域帶動,逐漸構建人教數字教材的品牌影響力。針對后者,雙方將針對智能化數字教材、智能教學平臺及智能學習終端,人工智能與教育教學模式創新,人工智能與教育評價及教育治理人工智能與教育均衡、教育公平等重點課題方向深入研究。

            當交互化、智能化成為教育數字出版的重要著力點,或許,在實現教育公平和素質教育的征程上又邁進了一大步。李宇韜期待著,人教社第四代數字教材能夠進一步優化學生自主學習、學習評價、互動練習等功能,并將這些數據打通進而獲得更精準的教學反饋,“我期待,未來還有AI或者別的新技術介入,就相當于給每個孩子配了老師,實現‘一對一’教學?!倍饔鹈鲃t希望通過互聯網環境,實現“學生彼此學習,老師在旁邊適時指導,學生在教室里爭論和探討”這樣的課堂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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